【首席观察】中美关系变数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谋略

【首席观察】中美关系变数下的人民币国际化谋略

经济观察网 首席记者 欧阳晓红 资本的风向变了么?

当中美关系变数成为当下金融市场重要关注因素时,行至十一年的“人民币国际化”还好吗?加速推进反制相关金融制裁?还是勿操之过急――“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先完善制度等基础建设,练好内功为主?

在市场使用惯性主要为美元等货币的国际环境下,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II)从快速攀高到遇阻急落、再到企稳回升,目前为3.03,同比增13.2%。

“人民币国际化稳中有进,但总体增速放缓,面临一些外部挑战与内源缺陷。”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IMI)7月25日发布的《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0》(简称“报告”)称。

从2009年底的0.02到2019年底的3.03,RII涨了151.5倍,但较美元相差16.7倍,较欧元相差8.67倍,较英磅、日元分别相差1.29倍?1.52倍。人民币国际化之路仍道阻且长,但行则将至。

IMI报告称,通过RII变化可以发现,金融交易驱动力强劲但波动大、潜在风险高。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中国加速金融业开放,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需要加强金融风险防范与化解。

与此同时,潜在威胁渐露。

这期间,市场诸多关于SWIFT(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说法甚嚣尘上。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银行(601988,股吧)原副行长王永利认为,将整个香港完全踢出SWIFT是非常复杂而敏感的,几乎不可能。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浙商银行原行长刘晓春亦表示,这很难进行准确的评估;Swift之所以发展到现在这样几乎一统天下的地步,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在做最坏打算的同时,可以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比如解决银行业务信息的传输问题和美元清算等问题。

与之对应,受国际因素影响,近期黄金、比特币价格暴涨。前者,以至于上交所紧急提示金银价格波动风险,请会员单位合理控制仓位;后者,突破1万美元;有人称,比特币大涨关键在于其避险资产的属性已现,是一次补涨。

不过,既然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水到渠成之结果,那么“水”不至,或缺“水”的话,如何汇成“渠”,或者建“渠”呢?

“上海价格”(打造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经贸规则与国际接轨、提升国家竞争力、注入数字元素等,专家、学者们如此建言人民币国际化。

不妨先看人民币国际化现状如何?IMI报告给出了这样的坐标:

目前,人民币位列全球第六大支付货币,也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融资的主要计价货币和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之一。

但据SWIFT最新数据:2020年6月,在基于金额统计的全球支付货币排名中,人民币上升一位至全球第五大最活跃货币的位置,占比1.76%。与5月相比,人民币支付金额总体增加了14.15%,同时所有货币支付金额总体增加了16.05%。当月,以欧元区以外的国际支付作为统计口径,人民币位列第八,占比1.14%。

这一年,人民币国际化颇为曲折,各种指标的总体表现增降不一。

增的是:跨境贸易结算规模和占比,以及服务贸易、跨境人民币业务,包括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等;降的是: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ODI(境外直接投资),及熊猫债发行量等。

报告指出,跨境贸易结算规模和占比继续企稳上升,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货物及服务贸易总额的19.1%,较2018年底增加了4.3个百分点;结算以货物贸易为主,服务贸易显著增加;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

2019年的收支基本平衡。如我国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19.7万亿元,同比增长23%。2019年收付比为0.97,其中实收10万亿元,实付9.7万亿元,人民币流出、回流规模继续扩大,收支基本平衡。

不过,人民币金融交易方面,对外直接投资与人民币ODI(对外直接投资)双降。人民币证券投资而言,离岸人民币债券市场稳步发展,但熊猫债发行量收缩。2019年点心债发行较去年增加159.34%。但熊猫债券较上年发行量显著下降36.9%。

沪伦通、中日ETF互通、沪深港通南向投资者识别码等互通措施相继落地,MSCI、富时罗素、标普道琼斯三大国际主流指数“纳A”第一阶段进入尾声,为 A 股带来的资金增量约 5400 亿人民币。

值得一提的是,衍生品市场发展取得突破。2019 年人民币原油期货成交额30.95万亿人民币,居世界第三,仅次于WTI 原油期货和 Brent 原油期货。

继原油期货、铁矿石期货以及 PTA 期货之后,橡胶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挂牌交易,成为我国第四个对外开放的人民币计价期货品种。

报告称,农产品(000061,股吧)、能源、贵金属、化工等领域的“中国价格”在国际市场得到认可和广泛使用,将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体系中逐渐发挥与我国经济实力和国际经济地位相符的积极作用。

然而,流动不足、交易主体和交易需求同质化、基差交易不活跃等问题制约人民币利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在开办人民币汇率衍生品的交易所中,香港交易所、新加坡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CME)延续了2015年以来的美元兑人民币(USD/CNH)高速增长态势。

这一年,人民币金融资产受国际投资者青睐。报告指出,2019年末,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境内人民币金融资产余额增至6.41万亿元,同比增32.2%,延续2016年以来的增长势头。在非居民所持人民币资产中,规模最大的是债券,其次是股票、存款及贷款。

人民币外汇交易来看,据2019年9月16日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三年一次的全球外汇市场调查,人民币为全球第8大外汇交易货币。

令人欣慰的是,人民币在全球外储中的占比不断走高。截至2019年底,人 民币全球外汇储备规模增至2176.7亿美元,比2018年底增加145.9亿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为1.96%。

实际上,IMI报告指出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三大特征,诸如:

其一,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职能巩固回升。在全球贸易萎缩和我国对外进出口低速增长的情形下,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逆势扩张至6万亿元,贵金属、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实现突破,全球贸易结算中的人民币份额达到2.41%,较上年提高17.9%。

其二,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继续担当RII增长的重要推动力。2019年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交易综合占比达到4.72%,同比增长15.2%。其中,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中有升具有决定性意义,但人民币直接投资和人民币国际信贷表现出明显的季度波动特征。

其三,人民币国际储备职能进一步夯实。全球已有超过60家中央银行宣布直接或间接持有人民币储备资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数据显示,去年底人民币官方外汇储备规模增至2176.7亿美元,占比为1.96%;人民币在特别提款权(SDR)中的相对份额为10.54%,略低于2015年审查确定的货币篮子构成权重10.92%。

如果细究人民币国际化现状,会发现一如2018年,由于资本项下的国际金融计价交易对于市场反应敏感,其仍是RII波动之主要“推手”。

国际货币有“结算、计价、储备”三种职能,且有一定排序。现在,资本项目开放、人民币汇率与利率的市场化均已行至最后一公里;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依赖愈发清晰,亦颇为微妙。

当下,在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交易、国际储备等领域,人民币使用止跌回升――这令RII大幅回升,但其增长态势是否可持续呢?回归本源,这需要用经济实力(国家核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等关键要素去回答。

如果说“全球金融中心”被锚定为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词,那么,成为货币区的锚货币则是一个重要代名词,而锚货币的内核是综合国力。

“应当学习借鉴伦敦、纽约、法兰克福、东京等的成功做法,吸取经验教训,通过全球金融中心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IMI报告称。

发挥人民币锚货币作用,着力打造人民币货币区。一位接近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外汇专家建言,锚货币是指一国货币被其他国家作为稳定经济金融货币的工具,从而自发选择盯住的货币。目前只有美元、欧元称得上是锚货币。

“未来,如何突破美元等主要货币的使用惯性,建立人民币的网络效应,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升全球金融资源调配能力,成为人民币国际化深化发展的关键。”报告认为。

这正如2020年的IMI报告主题:“上海如何建设全球金融中心”。

IMI副所长王芳表示,将上海建设成为科创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协同发展的全球中心城市,引领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持久的动力。

她解释,人民币国际化是货币的国际化,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基础之上。如果我们自身的实体经济做强大了,金融市场发展得更完善了,经济金融对外的开放程度提高了,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更便捷了……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将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不过,上述外汇专家认为,人民币当前已经具有作为区域锚货币的基础条件。从经贸联系看,我国与东盟互为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从货币稳定性看,人民币汇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双向波动,是全球表现最稳定的货币之一,在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波动较小。从储备基础看,我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能够有效抵御风险冲击,是人民币发挥锚货币作用的压舱石。

“未来应着力推进人民币货币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与亚洲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往,以点带面加快形成人民币货币区,并进一步丰富外汇交易产品。”

而在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看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是落实制度型开放。

他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重点是落实中央提出的制度型开放。2018年底中央经济会议提出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制度型开放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诸如,经贸规则要和国际接轨。根据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排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今年的排名在香港之前,但投资者对此不一定信服。非常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开放规则没有与国际接轨。

其次,制度型开放要提高立法层次。这次香港在回应美国威胁要取消港币和美元挂钩的时候表示,港币的自由兑换不是美国政府而是基本法规定的,如果要限制资本自由进出需要修改基本法。现在中国的法律法规的稳定性是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提高立法层次,争取做到一个法规的存废不是某个部门发一个通知就可以决定的。

再者是制度型开放要在风险可控下渐进地对外开放。这样可以避免少开倒车、少走回头路,维护对外开放形象。如果政策总是反复,对国际声誉、投资者信心是有影响的。

其实,任何一个新兴的货币强国总是以经济强国、贸易强国为其前提条件。

本质上,一国货币的国际化是整个国家国际化的一个部分、一种表现,离开国家的货币国际化不切实际。如王永利所言,它至少需要具备“国际影响力、国际收支逆差、高效安全的国际收付清算体系及金融市场”等三大重要条件。

正如,“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国际货币竞争更加激烈;离岸人民币市场有待深化发展;提升金融管理能力”等因素被IMI报告视为人民币国际化总体增速放缓所面临的外部挑战与内源缺陷。

诚然,王永利认为,中国在宏观政策调整方面远不及美欧日英等国家那么猛烈,但却又可能成为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经济正增长的国家。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人民币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吸引力,从而迎来难得的发展契机。但现在既无急于抛售美国国债或将美元储备兑换成黄金并搬回的必要,也不存在短时间内高达上万亿美元的买卖市场。

他说,人民币国际化要纳入国家战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但仍要坚持少说多做,扎实推进,而不能盲目冲动――认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就应该同时成为第二大国际货币。

而“双循环”新格局下,人民币国际化似乎亦被赋予新的责任与使命内涵。

在人大国发院教授刘青看来,四十年来我国在国际贸易上取得无与伦比的成绩,对此毋庸赘言。但我国需要警惕可能已经显现的后劲不足问题,尤其是在国际竞争激烈的中、高科技产品领域。我国当前阶段没有“出口过度”,相反是“出口不足”,我国贸易模式事实上已经演变为“小进中出”型,需要提防日益“体内循环”或“内卷化”的趋势。

“对出口占比的下滑不能掉以轻心,对我国未来高端制造业所面临的竞争态势需保持警惕;而高端制造业正是我国未来出口提升的关键所在。”他认为。

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B在7月25日的“2020国际货币论坛”上表示,主权货币国际化之锚是综合国力。货币的根本属性是国家利益。不管如何设计国际货币格局,主要锚货币的话语权取决于主权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但货币国际化经典理论遭遇实践挑战。刘B认为,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组合,而且是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2.0版必将是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人民币国际化需兼顾数字货币的发展和变化。“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货币监管的国际协调机制,监管科技的与时俱进不可或缺。”

其实,“应准确把握货币的本质、演变的逻辑、发展的规律,认真反思现有信用货币体系;”王永利表示,“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根本问题,加快数字货币的研发和实施,不是简单模仿美元的国际化运行中美国的独断专行,而是要建设更加公平合理、安全高效的新型国际货币体系。”

与此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B面是国内经济健康运行,享受人民币国际化好处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这也意味着中国经济更多暴露在全球经济金融风险之中。

而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亦必然会有一个“开放与包容”的经济人文环境,但前提是强大的金融管控能力与稳定成熟的市场交易机制。

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亦要求该国市场化体制机制建设的国际化,其影响力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国际市场主体才更具持有该国货币的意愿。那么,我们开闸放水之后,方可引得“活水”入“渠”来。

(责任编辑:李显杰 )